国立长崎追悼原子弹死难者和平祈念馆 Nagasaki National Peace Memorial Hall for the Atomic Bomb Victims

原子弹被投下后在长崎运送尸体

【证言者】 松尾 昌幸（89岁）

从爆炸中心向西北约30公里，松尾昌幸就生长在长崎市现在的下黑崎町。原子弹被投下时他15岁。黑崎地区虽然没有遭受到直接的打击，但松尾说：“我看到了空中的闪光，听到了爆炸声”。核爆的第二天他作为警防团的一员前去长崎支援。奔波于把尸体从瓦砾中搬运出来的工作。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生活

　　我于1929年（昭和4年）11月10日出生并成长在长崎市下黑崎町（核爆当时是西彼杵郡黑崎村）。父亲名叫繁一，母亲名“念（OMO）”。我是6兄弟中的长子。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的1941年（昭和16年）12月8日，我是国民学校6年级的学生。自从战争开始后就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我一直在务农或做其他的活儿。当时收获的大米必须贡献给军队。另外不清楚是做什么用途，把剥下来的桑树皮、棕榈树皮也贡献给了有需要的军队。这附近的人们并没有被疏散。
　　父亲在出征前因为工作原因前往了上海。他在名为川南救助船的公司工作。主要是把沉没的运输船打捞上来。父亲当时应该是50岁左右。他在上海的时候接到了征兵令，于是他连在黑崎的家都没有回，就直接从上海去了相浦海军团报到参了军。
　　因为青壮年都去打仗了，所以黑崎的老人们为了防御美军登陆，把削尖了的竹子作为武器，准备万一的时候可以用来刺杀敌人。
　　战争时期，因为黑崎有田地，所以食物够吃。红薯、麦子并不缺乏。也有从长崎前来购买的人。
　　这附近的空袭也不是很猛烈。但即便如此，仍旧看到了B29的身影。不清楚是不是误投，总之炸弹被投掷在了附近荒无人烟的山上。因为政府让去清理现场，所以我有过将炸弹碎片以及铁板等搬运出来的经历。
　　另外有的时候，已经决定出征的士兵从黑崎坐上船正准备出航的时候，B29就会以这些船为目标开始攻击，有人受了伤。虽然有小船前往水上去救援，但是仍有军人在出征前就死去了。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原子弹被投下当天以及尸体运送工作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核爆当天，我正在政府办公室。因为空袭警报解除了，正当我打算回家的时候天空突然“噼咔！”地一闪，之后就是轰轰轰的巨大响声。声音非常大。黑崎因为距离长崎很远所以附近并没有产生冲击波。
　　当我们知道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后，第二天的傍晚大概有2、30人的警防团员吧，集合起来决定前往长崎进行支援。我15岁，是警方团里最年轻的一个。因为年轻人都去了前线，其他的警防团员就只有老人了。
　　从黑崎坐上小船到了海上，再坐上监视船向长崎驶去。我们是带着被称作消防钩的工具和担架去的。船在大波止靠岸。长崎仍旧被烟尘笼罩着。也不清楚是什么气味，我只记得空气中飘荡着很强烈的味道。因为感到恐惧而非常难受。
　　在防空洞里过了一夜之后，天一亮我们就上了卡车向着城山出发了。那里几乎没有活着的人。牛、马的肚子肿胀着翻倒在地上。田间也有人死去。我还看见在大桥的河里有貌似孕妇模样的人在将要临盆的状态下死去。
　　途中，有受伤的人说：“给我水！”但是大人们却说：“不能给他们喝！”看着他们可怜的样子我非常想满足他们，但事实上周围也并没有能够给他们喝的水。
　　我们分队是负责用担架把尸体送到火化的地方。我们从倒塌的房子里面把尸体抬过去，并不断地将尸体放在担架上搬运出来，也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就连名字都不知道。
　　在途中，当看到可能是来侦察的B29轰炸机时，我们就钻到铁皮板或者废墟下面躲藏起来。彼此说着是不是还会有炸弹再被投掷下来。
　　搬运尸体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如果拉拽尸体的胳膊，皮肤就会哧溜地滑落。开始的时候因为恐惧简直无法投入工作，但是渐渐地也就习惯了。但是那个臭味不是世间该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气味。
　　晚上我们就在井樋之口的防空洞里铺上从废墟里拿来的木板过夜。第二天在竹之久保，也就是现在的春木町吧，去了那里搬运尸体。第二天就不觉得恐惧了，我们默默地坚持着工作。从谏早送来了赈济灾民的饭团，但是由于8月的高温饭团已经变质。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吃了下去。
　　在井里面也有很多死去的人。由队里最年轻的我在腰间系上绳子下到井里，再把尸体系上绳子吊上来。我进到了井里很多次重复着这个过程。在井里没一个人是活着的。
　　我们分队工作了两天。去的时候是坐船去的长崎，回去的时候用了一天走到黑崎才回的家。我们除了黑崎分队，附近的其他分队也前往了长崎支援，但是其他分队只工作了一天就回去了。
　　回到家后，母亲把我身穿的衣服都烧了。那衣服不只是有味，我想那是非常强烈的气味。
由于在核爆时我有搬运尸体的经验，也已经习惯，我还参与了本地被冲上岸的无头士兵遗体的焚化工作。我想那位士兵是遭到了鱼雷的袭击。因为他穿着军装，所以可以辨明他的身份。当时有很多尸体被冲到了岸边。
　　在长崎的作业结束后，我就定期地前往家附近的医院去打预防针。在我们同一警防团且一道前往长崎支援的队员中，有的人早早地就去世了。我妻子的亲属也有的因为在核爆后立刻去了长崎寻找亲人，之后也很快就死去了。前往长崎支援的警防团员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当初一起去长崎支援的人现在已经全都不在人世了。

有关火葬场

　　两天的时间里，我将几百具尸体放到担架上抬到了焚化场所，但是到了今天我却不记得那场所具体是在什么地方。核爆的叙述人池田早苗先生，当时也是背着弟弟去了焚化场的。战后，我和池田先生曾聊过“当时在小河边很宽敞的地方，被作为焚化场的究竟是哪儿啊？”，最终还是没有弄清楚。
　　在焚化场，只是把尸体按照男女分开。刚出生的婴儿也好，老者也罢，都是只分男女。被收集来的尸体另外有人进行火化。负责焚烧的人应该是市政府的人吧。我们只是把尸体运过来。
　　骨灰是之后由他们的遗属择日去市政府领取的。如果是男的，就从这边的骨灰堆里取；如果是女的就从另一边的骨灰堆里取。骨灰只是按性别分开来，但是拿回去的并不清楚究竟是谁的骨灰。我家的亲戚也因为核爆去世了，我步行走到了长崎，并在省厅、市政府间往复着领取了骨灰。

终战后

　　终战后，由于这附近有农田，在食物上我们没有短缺过。但是有人从长崎翻越过滑石岭前来买食物。其中还有背着婴儿的女性。也有人好不容易得到的食物被警察还是什么人没收了的。当时这种采买是违法的。被没收的食物也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战后我连鞋都没有，只穿草鞋或者木屐。木屐的丁字绳也是草编的。由于道路都是没有修整过的，草鞋里面经常会进去石子。也有脚上只剩了一只鞋的情况。几年后，鞋尽管可以通过限量配给的方式来购买，但是因为无法做到人人有份，就只好依靠抽签决定。
　　即便是战争结束了也还是没法学习。我就在拥有着广大农地的人家去帮工种植红薯和小麦。
　　长大以后我去过钢铁厂、也做过建筑工人等工作。在松岛建设、池岛煤矿都工作过。1955年（昭和30年）我和妻子结婚，一直生活在黑崎。
　　以前我做过肺癌的手术。现在半年一次去核爆医院做检查。从我自身来说，在核爆被投下后并没有立刻感受到什么不适。但是很可怜的是，在核爆被投掷后马上就进入了长崎的人，因为无法证明他们当时的经历，连核爆受害者手册都没有拿到就那么死去了。

说给年轻人的话

　　不要再有战争。因为即便是在战争结束后，食物、物品也是匮乏的。彼此都是人类，应该友好相处。无论是哪国人，无论是哪里人都不应被歧视，我认为那才是最好的。

（2019年（令和元年）10月8日 收录于长崎下黑崎町松尾昌幸家中）

自上空看到的城山国民学校一带
摄影：美军　收存：长崎原子弹资料馆

活着真好

【证言者】 浦川 大次郎 （86岁）

浦川大次郎生长在长崎市片渊町。遭遇核爆时是上长崎国民学校6年级的学生。他作为被动员学生，在攀登西山时遭遇了核爆。当他和同学费尽气力到达水源地时，映入眼帘的，是被生死不明的人填塞了的道路，那是犹如地狱一样的场景。 　　他还讲述了战争与核爆对自己的家人、友人以及自身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遭遇核爆前的事

　　我出生于1933年（昭和8年）6月10日的长崎市片渊町，也在那里长大。当时我的父母、祖母、三个姐姐和我七口人住在一起。哥哥去当了兵。作为早产儿的我，一直到小学三年级都是一种弱不禁风的状态。在站队的时候我总是排在第一个。
　　我家世代在大约400年间都从事着农业。也因此在战争中我家是有食物的。我们班有一半的人家粮食不够吃。即便是国民学校的老师也来我家拿过粮食。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被提拔成为了班长。
　　在学校有过拼竹枪的训练。就是把竹子的前端削尖，用火烤过，拿着前端有些烤焦了的竹枪，大家向着稻草人刺过去。我曾经以为这样的竹枪很有作用，并且因为指导员是军人，很强制，我们不做也不行。同样，也用木制的仿真高射炮练习了狙击飞机。
　　在原子弹被投掷前B29就已经飞来投掷过燃烧弹。原本要投掷在市区的燃烧弹结果被误投在了彦山至峰火山之间。我想如果被投掷在了街区的话一定会引发一场大火。为了能够让燃烧弹垂直降落，他们在燃烧弹上系上了5米长的丝带。那个丝带非常漂亮，为了得到它我们也曾去了峰火山，但是丝带缠在了树木上没有落下来。
　　作为被动员学生，为了采集松脂我们去攀登了西山。我们学校有男生班、男女混班、女生班，3种。我在男生班。这次是男生班去采集松脂。西山有着大松树林立的松林。我们划开松树皮，把从割口滴落的松脂收集起来再装进桶里带回学校。我们听说松脂是用来做飞机燃料的，但是实际上用在哪里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带着便当一早出发去西山，一直到傍晚。虽然不是什么重活，但我觉得攀登到有松林的地方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遭遇核爆当天的事

　　8月9日我们也作为被动员学生去了西山。山上有为军队开辟的3米宽的行军路，去西山我们走的是那条路。行军路是动员市民开辟的，全部依赖人工徒手修成，我想那应该是极其不易的。
　　原子弹被投下时，原本是照准县政府从飞机上投掷下来的，但是却由于风的原因被吹带到了浦上，我在西山一直观望着。降落伞下面带着一个圆的东西飘飘悠悠的。我们一边说着“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一边看着。然后降落伞飘到了山中就爆炸了。掉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声音，只是轻轻地落下来。这时突然地，比台风还要强烈的冲击波呼地一下袭来，接下来的瞬间，呼啦地一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当时那一带的房子都是茅草房顶。就在闪光一闪而起的同时房顶着起了火来，全都在燃烧着。我们看见的是几十幢房子在燃烧着的光景。当时的状况是，我们将便当、工具都丢在了山里，不断地沿着行军路向着矢上方向逃去。正当我们在山中绕来绕去的时候，天空变得一片黑暗。而太阳却变得通红。接下来下起了雨。掺着油的雨。我身穿的白色夏衫变得乌黑。那大概是在3、 4点钟左右。太阳通红，蘑菇云仿佛遮盖了整个天空一样扩展开来。
　　我们迷失在山中几个小时，东奔西跑着奔逃。我同班的同学2、30人集中在一起行进着。在走到西山町4丁目的时候，从通往本原的路上陆陆续续地走来了遭遇了核爆的人们，一直到通往水源地后面的路上全部是行走着的人。由于炙烤，他们的头发被烧焦，已经分不清性别。在下到水源地的时候，也许他们是放下心来，大家竟然都在宽度只有2、3米的路上坐了下来。比较严重的人把头扎进了水源地的水里喝着水。也有相当多的人就那样死在了里面。那不是仅仅只有10几20个人。在水边密集着、仿佛是谁把他们排列在那里一样。有在路边坐着的人，也有躺着的。我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死是活。密密麻麻地，那是一个不跨过人就无法前进的状态。
　　正在这时，我们的班主任也来到了水源地。因为老师在核爆时趴在了沟里面，所以浑身都是泥水。当我问他：“老师，您怎么了？”他回答说：“我趴到了沟里面。”我说：“那您不去水源地洗洗吗？”在水源地四周，挤满了不明生死的人，把脸都扎进了水里，老师挤进里面清洗了满是泥水的衣服。
　　父亲在核爆时正在田里，就趴到了垄沟里。因此他没有受伤。母亲在家里。姐姐当时在读市立女校，她从学校作为被动员学生去了幸町的三菱兵器工厂，核爆当天她被命令返回去，也因此她避免了在近距离遭遇核爆。父亲说，他曾经因为误以为姐姐已经死了，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而当他看到姐姐放在门口鞋柜的饭盒时才长舒了一口气。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了。因为我迟迟没有回来，父亲很是担心我。他站在我家附近长崎大学经济学部那里等着我回来。
　　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公民馆下面一直到鸣泷有一条接了水管的隧道。那仅仅是一条开凿了岩石的、没有经过任何精细修葺的隧道，当时我们将那里作为了防空洞。由于核爆我家已经破烂不堪。我们把家里的木门都卸了下来，父亲把那些门板并排安放在了隧道里，准备晚上睡在那儿。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家和邻组的人一起使用，后来不认识的人也逃进了这里。接二连三逃来的人说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因为无法拒绝，所以隧道里面就挤满了人。我没有数过，但是有相当多的人。大约过了一周左右，手脚受了伤的人从伤口处开始生出蛆虫来。那是从活着的人的伤口里生出的蛆虫，并在蠕动着。父亲从家里拿来了红药水（碘酒），给伤者涂上消毒。那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又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清楚是死了还是回了家。总之，他们在隧道里没有待上一个月。由于冲击波而歪斜的家，我们请了工匠用千斤顶矫正修理好了，又重新在屋顶铺上了瓦片。这个修缮过程我想大约花费了2、3个月的时间。到修理好为止，我们就生活在歪斜着的房子里。

救护救援复兴活动

　　在经济学部的操场上，人们在军队的命令下把从房子里拆来的木头堆积在那里，点燃了火。那上面，被源源不断地丢过去的是用大板车装满拉过来的一具具尸体。我不记得那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总之在核爆后马上就开始了，每天都在持续着。运来就烧。也不止一个地方是这样，各处都有。好像不能够在一个地方一直烧，这次在这里，下次在那里，换着地方焚烧着。负责搬运木材的人拿来了木材。搬运尸体的人运来尸体。然后点火。一次可以焚烧10具或20具尸体，连续不断地焚烧着。不分大人还是孩子。焚烧后的骨灰我不清楚是如何处理的。因为当时我们只是6年级的学生，也没能够帮忙，只能够看着。即便是我们看见有人的手或者腿从大板车上露出来，也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来回行走在尸体上，感觉已经麻木了。

终战后的事

　　真正知道那就是核爆的是在被炸几天以后。我想是因为听了广播。广播也不是家家都有的，都是邻居们聚到一起听的。知道终战也是通过广播。那刚好是中午。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没有人哭。大家已经多少对各种事情感到麻木了。
　　在战后很快，片渊町就来了进驻军。片渊町有进驻军的宿舍，外国人有2、300人。我有一个出生在菲律宾后来被引渡回国的朋友，他会讲英语。我们每天都会一起去进驻军宿舍玩。他们也给我们饭吃。饭很好吃呢。咖喱饭之类的军用食物几乎都是罐头食品。餐具不是碗碟而是铝制品。大家都很疼爱地称呼着我们“小家伙，小家伙”。巧克力、香烟总是会在衣兜里装得满满地带回去。我们拿到的东西也送给别人。看到这些父亲很气愤地说：“我不喜欢美国人！你不要拿他们的东西！”因为父亲是把美国人当作敌人看待的。
　　学校因为在放暑假，也没有老师，所以假期的时间很长。老师也都是女老师而没有男老师。那之后，在如今的济生会医院那里修建了长崎商业学校，我很快就考了进去。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左右，就去了西乡（现在的油木町）的学校。当时电车只开到浦上站前，从浦上站到西乡只能步行过去，路程很远。学校虽然是钢筋水泥建筑，但是玻璃都碎了，只剩下了框架。冬天的时候，把纸贴在窗户上来避寒。因为碳店家的儿子也在这个学校，所以他会在书包里面装满了碳带到学校来。我们用他带来的碳生火，并烤着火学习。地板因为核爆也被烧毁了，露出了下面的水泥，所以在屋子里面点火没有任何问题。也因此老师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自己的成长很意外地并没有吃什么苦。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只是上了中学而没能去读高中。中学毕业后立刻就工作的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我们班有一半的人都是那样。为了生计不得不去赚钱，和聪明不聪明没有关系。我的一个朋友，仅仅家谱就有2米长，是过去长崎衙门里长老的子孙，他只跟我们说了一句“不能去上高中了”就在中学毕业后开始了工作。无论过去有多么风光，遇到了战争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有为了生存而竭尽全力。
　　说到工作，农业比较赚钱。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继承了父亲的农地。父亲专门种植蔬菜，南瓜、萝卜，因为经常负重8、90斤，他的脊柱已经弯曲了。我因为体格较小，觉得种植这些不太适合，就对父亲说：“我要改种花卉”，父亲回答说：“随你的便。”当时，县里成立的“改良普及所”在钱座町起步，那里有专业指导种植蔬菜、花卉的技术员。经过技术员的指导我种上了大棚。最多的时候有24、5个。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了新大工的花卉市场。

战后的粮食状况

　　在大村有一个朝鲜村落。那里有被称作“背货工”的女人，她们在冰袋里面装上酒，背上背着5、6个袋子来卖。父亲好酒，终战后马上就开始喝起酒来。酒是配给品，原本买不起的，但是在我家里一升的酒有5、6瓶。警察也知道这个事，在我家附近的派出所巡查，就找准父亲喝酒的时间赶过来。这个行为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要是不给我喝，我就抓你。”
　　我们是农民，在吃的上面没有为难过。即便是在战争岁月里我们也做了像样的年饭。城里人到田里来买南瓜。父亲对这些人说：“红薯梗可以随便摘走。”蔬菜无论如何都是越大越好的，所以南瓜源源不断地被送向了市场。在送去大量蔬菜的时候会收到和服。因为当时和服稀缺，所以送这个更能够呈现送礼者送了厚礼的心意吧。

想传达给下一代的事情

　　我在同一个地方遭遇核爆的3个朋友，都是在盛年的30几岁时因为身患白血病而死去的。其中有一个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商社工作，被派往了德国。之后他身患白血病回国后死去。我自身完全没有感到过因遭遇核爆而产生的影响。
　　现在，我听说没有遭遇过核爆的人正在讲述着核爆。如果是核爆受害者作为叙述者就好了。我今年86岁，像当下这个身体状况，活到100岁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可以，我也想作为叙述者参加这个活动。

（2019年（令和元年）10月8日 收录于长崎市片渊町浦川大次郎的家中）

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够发起战争
也不能使用核武器

【证言者】友清 史郎 （93岁）

友清史郎是长崎医科大学理疗科（现在的放射线科）的技术员工，他在长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室内遭遇了核爆。他的上司是时任助教的永井隆博士。在刚刚遭遇核爆后，他就与永井博士一道作为长崎医科大学第十一医疗队（理疗科班 队长永井隆）进行了对伤员的救护工作。当时的情形在永井隆所著的《长崎之钟》当中有诸多提及。在核爆当中友清史郎的父亲（友清春雄）以及他的很多同事遇难。 　　友清也将在今年首次出席和平纪念仪式。

遭遇核爆前

　　我从长崎县立琼浦中学毕业后，作为技术人员任职于长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理疗科。当时的上司是永井隆助教授。在医院工作的时候非常忙碌，有时就在病患用的浴室洗澡，也曾经在病床上留宿。
　　在1945年（昭和20年）的时候，我住在父亲租借的长崎市城山町的市营住宅里。父亲在西彼杵郡大濑户町松岛村的储蓄互助社做社长和村委会议员。当时他经常来我家给我送大米。父亲喜欢喝酒，经常在晚上小酌。他和永井先生是酒友。他经常带着酒到永井先生那里一起喝。永井先生也很喜欢喝酒。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永井先生对我也很是疼爱。有时候父亲会命令我去给永井先生送酒。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的早上，在我正去上班的途中，恰巧在稻佐桥附近遇见了从大濑户町松岛村前来送米的父亲。父亲说：“我把米给你拿来了，送你宿舍去。”我和父亲就在那里分了手。
　　10点50分左右，永井先生招呼我说：“史郎，吃午饭虽然有些早，你进来吧，一起吃饭。” 就这样我进到了医院里面。
　　原子弹落下的时候，我和同是技术工的施景星一起在透视房里。我想那应该是刚投下原子弹的B29轰炸机急速上升的马达声吧，那声音就仿佛是炸弹在近距离爆炸一样的巨大。并且当时还划过了橙黄色的闪光，还有能够将身体掀起的强烈冲击波袭来，四周变得一片漆黑。突然天棚掉了下来，我马上钻到了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下面。我和小施说：“我们是不是被活埋了？”过了一些时候，我感到身体被淋湿了，就对小施说：“我身上淋湿了。”小施问我说：“热的还是冷的？”我说：“冷的。”我想我可能是被打翻了的水桶浇湿的吧？
　　过了些时候我重新振作起来，和小施一起去楼上的X光室寻找永井先生，尽管他被压在了书架下面还流着血，但是看上去精神不错。永井先生对我们说：“友清，我想角尾校长应该是在门诊接诊，你去看看”，我们到了那个诊室的时候看见角尾晋校长和学生们都倒在了那里。校长身上到处都是伤，我用三角巾给他扎紧了肋骨的部分和右大腿部（已经骨折），在永井先生的指挥下，我把校长背到了学校后山的穴宏法寺下面的山丘上，让他平躺在那里。
　　从医院的楼里出来，看到眼前的街道无论是民房还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面目全非。我很惊讶，我想怎么还有这样的炸弹。过了一些时候，大家才说：“是原子弹！是原子弹！”。我想原来这就是原子弹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实在是太侥幸了。

参加到救护活动中去

　　我在医院后面穴弘法寺下面的山丘、田地那里参与了对患者和伤员的救护工作。永井先生也在穴弘法寺下面的田地里。他耳朵的附近受了很严重的伤，且在流着血，永井先生在头上缠上了绷带。

　　在建筑物外面受伤的人们很多都聚集到了医院里面。大家都在说着：“救命啊！”我对大家说：“所有的人现在都在医院后面的农田里，请去那里。”并带领大家前往。我拉着患者、伤员的手把他们引领到后面的田地里。那时我才注意到自己的脸和手脚也受了点伤。我无法做到那以上的救护活动。医院涌来了太多的人，都在说着：“救救我。”而我们无法救助所有的人。

　　在把角尾校长带到了穴弘法寺下面的山丘之后，天上下起了黑雨。我用头盔接了黑雨，给伤倒在附近的、正在祈求着“请给我些水”的人喝了下去。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那是非常恐怖的雨。现在想来（给他们喝那个水）是不应该做的。幸运的是我们都没有喝，当后来听说了那是可怕的雨时，令我感到后怕。
　　那天晚上因为没有吃的，我们就从山顶流下的小河里面打了水，田地里还有很多南瓜，我们就用铁质的头盔把南瓜煮熟吃了下去。我还记得也给伤员吃了南瓜。由于饥饿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8月10日之后

　　在医院的区域里有很多尸体。我们在永井先生的指挥下，收集来木材焚烧了尸体。成员有我和施景星、久松护士长、施焜山（副手）。重活都是由我和施景星来做的。
　　核爆第二天我们去了已经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区域，并在医科大学操场旁边药专的防空洞里住了一晚。
　　遭遇核爆3天后，在医疗队的帮助下，永井先生转移到了三山木场藤之尾。我们作为长崎医科大学第十一医疗队（物理疗法科班 队长永井隆）三山救护班投入到了救护工作当中。我们从浦上天主堂穿过现在的川平迂回收费道路，抵达到了三山。当时是由身体健康的人去市政府领取配给的干面包之类的食物，或者找来一些附近可以吃的东西，大家才得以果腹。
　　第十一医疗队在三山驻扎了将近两个月。我们挨家挨户地前往伤者的家，把患者集中起来进行治疗，但是并没有用于治疗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我因为是放射线相关的技师，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治疗，但是一直在做体力工作。我刚刚从琼浦中学毕业，并不觉得自己为救护工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遭遇核爆后，我的哥哥在稻佐桥（竹之久保附近）发现了遭遇核爆死去的父亲遗体。找到父亲遗体的时候上面遍布着蛆虫。哥哥和我一起火化了父亲的遗体。我和哥哥把遗骨装进罐子里带着罐子走到了松岛村。船还没有开通，距离也很远，我记得非常艰难地走了半天的时间。当时即便是坐船也需要3个小时的路程。回到家乡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被腹泻折磨着。母亲担心着我，把柿子叶、枇杷叶等任何听说有效的东西都煮来给我喝。

终战后

　　我在原子弹被投下前因为永井先生的召唤进到了建筑物里面，才得以保住了性命，但我对于死去的人是心怀歉意的。战后，如果我没有跟着永井先生的话，我也将不会一直从事着与放射线相关的工作。我觉得永井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战后，我的单位长崎市民医院很快将我晋升为放射线科的技师长，也因为我所积累的经验，使我很想更好地完成放射线技师的工作。市民医院、慈惠医院、十善会、樱町诊所、长崎友爱医院，我在这些医疗设施里全力以赴地工作到了75岁。工作的后期由于我的腿部情况恶化，依靠妻子（比岛美）每天早晚的接送，才得以能够继续工作。我很感谢我的妻子。也包括我现在还能够活着这件事。如果没有我的妻子我不会活到现在。在我从长崎友爱医院退休的时候，院长对我说：“你的退休金应该有太太一半啊。”

　　战后，我成为了颂扬永井先生事迹的如己会的监事。另外我在读琼浦中学时曾经踢过足球，所以一直到55岁为止，我都很热心地指导着少年足球队。
　　在身体层面，我身患着黄疸、椎间盘突出、心脏病、疑似性肺癌、膀胱癌、大肠癌等的疾病。我也给国家邮寄过自己身患各种病症的信件。

　　我的人生迄今为止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今后的人生我想为了永井先生而生存下去。因为我曾经就在他的身边。另外也因为妻子劝慰我说趁着你还能够行动自如。我也秉持着“感谢您，永井先生”的心意，今年第一次参加了和平纪念仪式。我还想去永井先生的墓地祭拜。

我想留给下一代的

　　战争是绝对不可以的。令人厌恶！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可以。核武器也是一样。没有战争才是最好的状态。现在很多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尽管有其无可奈何的因素，但是为了那些因为战争而死去的人们，我希望年轻的你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难道不也应该是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事情吗？不要让核爆再一次发生这件事。
　　我很痛苦由于核爆令我失去了太多的亲人（父亲）和朋友。对于那些迄今为止关照过我的、因为核爆而逝去的人们，我很抱歉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只因永井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成为了对我“神一样的拯救”。为了永井先生等，今后我也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传递下去。

（2019年（令和元年）10月30日 收录于长崎市小菅町友清史郎的家中）

【参考资料】
　《长崎之钟》（永井隆著）
　《原子弹救护报告书》（永井隆）
　《长崎伟人传 永井隆》（小川内清孝著）

　《与永井隆博士经历的救护活动 友清“先生，谢谢”》
　（2019年8月10日刊载于长崎新闻）

　《和永井先生一道》——作为第十一医疗队救护班的一员——（证言者）施景星
　《长崎医科大学核爆受灾复兴日志》（调来助）

　《长崎医科大学核爆记录集 第一卷》
　（第500页：金子松子(MATUKO) 第502页：久松詩園(SISONO)氏的手记）

与男友悲痛的别离

【证言者】 源城 房枝（95岁）

源城房枝现居住在长崎市下西山町，95岁。在原子弹被投下当天，她和母亲还有3个弟弟在长崎市炉粕町的家里（小店）遭遇了核爆。家里的楼梯等地方被毁坏。虽然她带着身患结核的母亲还有几个弟弟，逃到了当时正在和她交往的、住在矢平町的男友家避难，但是男友死去。之后，她又带着一家人穿过日见隧道前往谏早避难。在民家借宿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步行到了谏早火车站，坐上火车又回到了炉粕町的家里。原本，在原子弹被投下的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那天，她是和男朋友约好去看电影的，但没能够得以实现。

遭遇核爆之前的事

　　我在1923年（大正12年）出生在长崎市炉粕町。就是诹访神社第三个牌楼那里。我家成员有父母（父亲：源城铁之助 母亲：源城静江(SHIZUE)）以及我和三个弟弟（士郎、双胞胎的弘一和修一）。士郎在三菱养成学校的办公室做文职。两个双胞胎弟弟在养成学校上学。母亲是父亲的续弦。
　　1945年（昭和20年）诹访神社还是很热闹的时候，我家经营着一间售卖明信片、土特产、玩具的小店。父亲在同年的1月因肺癌去世（享年71岁）。同年8月，母亲也因为身患肺结核极度消瘦而卧床不起。店里只靠21岁的我一个人在主持打理。

　　战争中也正是食物紧缺的时候，我也会去谏早采购食物。我父亲在日本红十字会工作。从谏早站步行一里地左右，就是父亲一个部下的父母家。我去那里可以分到些需要的食物。
　　有一天，我背着红薯正在谏早站，有一个男人就对我说：“你过来一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回答说：“是大诏奉戴日（每月8号）”【注：在二战时期，相当于日本专门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日子】。他就很凶地对我说：“这样的日子你怎么能够出来买东西！”但是如果不吃饭的话就会被饿死啊，当我正想着的时候，他又说：“行了，你走吧！”我就把红薯藏到了车站的长椅下面回家了。第二天我为了去取红薯又去了谏早火车站。当时坐火车不是从车门上车的，无论上下车都要走窗户。我先把装着红薯的袋子丢进去，然后自己才从车窗钻进去。车里面的座位上有人，我就坐在了那些人的腿上。那是很狼狈的状态。
　　有一天，我和母亲未经许可去了金比罗山的农田挖红薯，结果只拔出了些叶子，没有红薯。想起当时的状态简直就是地狱。每每回想起来就会令我无比地厌恶战争。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的事情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就在大约刚过了11点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吃着家里还有的食物，喝着茶。这时“噼咔！”地一道闪光之后就是“轰”地一声，伴随着惊慌，我们说着：“哎呀，是不是在附近落下了50公斤的炸弹啊。”总之就是很害怕，我们就从家里光着脚跑到了防空洞。我先进去的，然后冲着母亲喊：“妈，快点进来！”无论如何命比什么都重要，我和母亲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拿就逃进了防空洞。
　　当时我18岁的弟弟（士郎）正在三菱养成学校做文职，那天他工作了一个通宵，是到了早上才回来的。他本来是在2楼补觉的，因为家里的楼梯被吹飞，他就从上面喊着：“姐姐，这是怎么了？我没办法下去了啊！”我就对他说：“你怎么都要想办法下来”。我也只能是这么说。
　　接下来我开始担心在外面和邻居孩子玩耍的、我15岁的双胞胎弟弟（弘一和修一），于是我就到外面的街上去寻找他们两个。一个弟弟被玻璃碎片扎伤了头部。因为弟弟对我说：“姐，我受伤了。”我本想带着他去胜山国民学校的救护所的，可我家门前有一个电线杆，有一个疯了似的大叔一边看着天空一边绕着电线杆跑着，嘴里还在大喊：“敌机来袭！敌机来袭！”于是我们姐弟3人就飞奔进了竹山酒馆前面的防空洞里。
　　然后我在洞里看见前面（应该是从立山附近下来的人）有一个30-40岁左右的男人。真的非常可怕。他的脸裂成了两半，变得苍白，身体颤抖着，血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从那个男人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到他，但是我因为非常害怕没有勇气和他说话。（和那个男人的伤势相比）我弟弟的伤根本就不算什么。我走出防空洞时就连对谁喊出：“这里有伤员”的底气都没有。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抛下那个男人，也还因为恐惧，就带着弟弟们逃离了防空洞。至今为止对那个男人的事我还是难以释怀。
　　另外，在我们进去的另一个防空洞里，有位年轻的母亲正背着一个无头的婴儿。
　　胜山国民学校的救护所正在源源不断地用门板把伤员抬过来。我觉得弟弟的伤没什么大碍，就放弃了进入救护所的想法，回到了母亲留守着的家里。然后和母亲商量：“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好呢？”

和原本准备去约会的男友突如其来的永别

　　实际上那天（9号），我和相处不久的男朋友原本约好，去新大工町的电影院看电影的。在遭遇核爆后，我想是否可以去他家寻求些帮助，于是就带着母亲和弟弟们去了他位于矢之平町的家。他父亲刚巧去了三菱制钢厂寻找在那里工作的儿子（我的男友）。
　　正当我们纠结着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装了骨灰的盒子回来了。因为工厂有很多员工遇难，在众多的、也不清楚是谁的骨灰当中，他父亲觉得“这应该就是我儿子的吧！”于是就把那份骨灰带了回来。他妹妹看着我几近疯狂地说：“哥哥今天是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出去的！”尽管她这样说，可是我完全无能为力。当我想到他是因为要和我去看电影才穿着最好的衣服出门时，我无以言表。也没有了向着骨灰盒合十祈祷的从容。
　　然后我感到那里已经不是我们应该滞留的地方，于是我们5个人又从矢之平回到了在炉粕町的家里。
　　回到家，邻居的十八银行高管家的女儿背着孩子来对我说：“我家人不让我进屋啊，我该怎么办？”但是我也要照顾生病的母亲，没办法照顾别人，就只有听她诉说，并附合着说：“是啊是啊”。我现在也仍旧在想，后来的她究竟怎么样了呢。

从本河内去日见隧道避难

　　那之后从司令部（现在的日本银行长崎支店）发来了传阅通知，让“妇女儿童避难。”母亲对我说：“我已经做好了死的精神准备，你去避难吧。”尽管她这么说，我也不能够丢下病人和弟弟们自己逃跑。我未经允许地从已经空无一人的邻居家借用了儿童推车，让母亲坐上去，另外作为眼前的食物，我把米等吃的东西放进车子一旁的空隙里，和三个弟弟推着车子漫无目的地向着本河内方向逃去。大家都在陆陆续续地避难。这时从日见隧道方向过来的军队在卡车上喊话说：“不要被谣言欺骗，大家都折返回去。”现在回想起来那就仿佛是电影的一个场景一样。但是，大家空洞的目光中只有一个信念“总之就是要逃离。”
　　中途婴儿车坏了，在日见隧道的出口我对母亲说：“妈妈，不自己走路不行了。”母亲回应说：“我走，我会尽力。”走了一段时间后，人渐渐地少了起来。
　　正当我想到要在这附近露宿一晚的时候，看见左边有一户门楼气派的人家，我就去请求他们说：“您家能不能够允许我们在屋前暂借一晚？”那是一户非常善良的人家，他们在房子入口处四贴半榻榻米大小的屋子里为我们铺上了被子，又设置了蚊帐，还给我们送来了饭团充饥。在那里我们住了一晚，但是至今我都没有能够去致谢。弟弟士郎吃过饭团说：“姐，我眼睛看不见了。”（他虽然聪明，但是都是小聪明）我觉得他可能是有意又在耍些小把戏，但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是由于营养失调造成的夜盲症。那天晚上，大家一人一个饭团吃饱了。

原子弹被投下的第二天

　　第二天的10号我们向着谏早方向走去。中途拉响了“敌机袭来”的空袭警报，有人对我们喊：“大家快趴到垄沟里！”当我们刚卧倒，就看见有人因为机枪扫射而受伤被用担架抬走了。当我们走到了谏早，再向前也没有了目标，于是就决定“还是回家吧”。我们在谏早火车站买了票，回到了在炉粕町的家里。再看我家就发现通往二楼的楼梯被吹飞到了屋后，已经坏了。
　　回到家，邻居的伯伯婶婶们就说：“不逃是不是更好些啊？不逃来逃去的才好啊。”这么说，是因为附近的指挥部源源不断地送来了各种救援物资。
　　那之后，因为我父母的老家在大分，于是就商量着准备去大分避难，为了买车票我们原本打算去市政府开证明，但是因为混乱根本就做不到那一点。也因此仍旧无处可去，就只有待在了家里。在修缮了炉粕町的房子之后，战后我们也仍旧住在了那里。

战后的事

　　终战后，母亲在核爆后的第二年去世（享年53岁）。弟弟士郎做的是文职工作，在33岁时死去。双胞胎的两个弟弟在浪之平町做造船工。如今仍健在。
　　我因为热心的邻组人介绍，在22岁时与从菲律宾引渡回来的男人结了婚。他的英语流利口才也很好。那个人在丧葬公司工作，当我说了：“我不想和在丧葬公司工做的人结婚。”之后，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县里的翻译。婚后我们仍旧住在炉粕町的家里，婚后大约一年，我丈夫喝了甲醇，最终也因此他死去了。
　　那之后，我在参议院议员的家里做打字员的工作。那家人对我非常好。之后，经邻居的介绍我再婚。大约在35岁的时候（带着女儿）我通过了录用考试，成为了学校食堂的厨师。我在那里一直到退休工作了50年。

留给年轻一代的话

　　总之就是要和平。唯独讨厌战争。已经够了。不能发起战争。核爆会令整个世界变得糟糕。我的孙女婿是大学的工学博士，我甚至在想，他是不是能够发明一个，当核弹头飞出来的时候，可以将之反弹回到发射国去的屏障。

（2019年(令和元年)9月9日 收录于长崎市下西山町源城房枝的家中）

作者：相田幸造　收存：长崎原子弹资料馆

至今都无法忘记与母亲的诀别和悲惨的经历

【证言者】 赤波江 政子（94岁）

赤波江（旧姓：丸尾）政子94岁，居住在长崎市大山町。她在20岁时，于工作地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幸町工厂的薪金课办公室遭遇了核爆，因为藏到了桌子下面而九死一生地逃过了一劫。她在松山町家里的母亲丸尾美沙遇难。他的父亲丸尾伊势松因为前往了大波止办事而避过一劫。她和父亲二人前往位于三山町的墓地埋葬了她母亲的骨灰。她说至今都难以忘记当时那悲惨的经历。

　　我是在1924年（大正13年）11月26日，出生在已经成为了爆炸中心的长崎市松山町11番地（现在的大川龙家具店那里）。旧姓丸尾。我的父亲丸尾伊势松经营着一家木材店。加上母亲美沙我们是一个三口之家。

　　1945年（昭和20年）我20岁。我在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幸町工厂的薪金课办事处工作。工作的内容是计算给员工的报酬。当时总务、核算、确认各个程序是分工而作的。我负责确认工作，就是将确认好的员工工作记录交给负责核算的人员。也会和几个人一道前往工厂，给排着队的员工们分发工资。

原子弹被投下当天的早晨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一早，母亲用推子给父亲剃了一个光头。然后母亲又对我说：“你工作那么忙，还不早点走。”于是我就在10点左右出了家门。再回想起来那便是我和母亲的永别。平时我都是坐电车去上班，但唯独那一天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和黑川却是步行去了在幸町的办公处。办公楼是一座高大的木造二层建筑。

遭遇核爆的瞬间

　　我们到了幸町办公处，正当我们就要开始工作的时候，领导西村从二楼下来，说要一起开会，就在那一瞬间，轰地一下。虽然没有感觉到光和冲击波，但是听到了“轰” 地一声。当时我马上转身趴下，很幸运地滚到了桌子底下。黑川也在桌子下面。西村也翻身趴在了地上。周围的人身上都扎着玻璃碎片。黑川的后背也被玻璃扎到受了伤，因为当时没办法把所有的玻璃都取出来，在那之后用了好几年才全部取干净。我幸运的是并没有受伤，但是因为撞到了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叫不出对方的名字，这种健忘症似的症状持续了一段时间。
　　我在桌子下面祈祷。“圣母玛利亚请救救我吧。我为什么要死呢？我死了的话母亲会伤心的。”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了起来。当时真的很可怕。但即便是那么恐怖的事我也挺了过来。
　　总务小组长因为胳膊被夹在了瓦砾里面，如果不切断就无法脱身。于是用锯子锯断了他的胳膊以后他才得以出来，但是他因为出血过多而死去。这件事令我很受打击，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和蔼的科长。

逃到建筑物外避难

　　正当我躲在桌子下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听见男人们喊着：“快出来，着火了！”西村说：“你拽住我的腿吧！我现在往外去，你可别松手啊”我拼命地拉着他的腿，我的紧腿裤被刮得破烂不堪，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逃了出去。为了能够爬出来我也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到了外面一看，有一个浑身被血染得通红的女人正坐在木头上，我被吓了一跳。然后在办公楼前面圣德寺底下的防空洞里我和黑川还有西村待了很久。那个防空洞能够容纳20个人左右。当时还有身材高大的外国俘虏等人在里面。
　　西村很快就去救助其他的员工了。防空洞有员工们进进出出。
　　过了10分钟左右，我因为要解手就到了外面的桥附近。三菱的医院等周边建筑都已经垮塌，还燃烧着熊熊的火焰。正在救助的男人们把衬衣撕下来遮住口鼻。我工作的办公楼也坍塌了。
　　有个男人对我说：“说你呢，你跑过这片着火的地方去那边吧，那边没有着火的。”尽管他这么说，但是如果按着他说的去做，头发和身体都会被烧焦，我心想他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就说：“我不愿意！”我很生气，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防空洞。
　　在防空洞里待了一段时间，就听见“嗙嗙嗙嗙”步枪射击的声音，看向天空有侦察机低空飞行着。它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开始向着防空洞射击。既令人憎恶也令人害怕。
　　当时整个街区就仿佛是一个活地狱一样。防空洞前面的尸体堆积如山，还有的女性在给已经死去的婴儿喂着奶。从稻佐山上有军队下来，做了各种善后工作。

报国队女学生脱发

　　过了一些时候，从长崎站方面向我们这里走来了3、4名报国队的女学生。她们说：“请给我们喝点水”。给她们喝过水，我仔细一看才发觉，她们的头发已经掉尽变成了光头。看上去很健康的她们头发却都掉光了。我就说：“哎呀，你们的头发都掉光了。”她们也说：“哎呀，真的是啊。”我感觉她们真的很可怜。

前往诹访神社的防空洞

　　我没有把盒饭带出来（放在了办公室），黑川是带着盒饭出来的，她把自己的分给我一起吃了。
　　过了一些时候，一个认识的人说：“在这里会有危险，我们去诹访神社吧。”我就和黑川一起去了诹访神社。诹访神社的石墙下面有一个小防空洞，我们觉得火应该烧不到那里，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休息了一晚。

在第二天10号发生的事情

　　从8月10日凌晨开始，我就因为担心家里心中一直很郁闷。于是我就和黑川步行走回了浦上。我们一边避闪着燃烧的地方一边走着。时间大概是在中午，遇见了从对面陆陆续续地走过来的队伍中的熟人，他说：“丸尾啊，你们也受害了啊”我回答说：“哎呀，是呢。”
　　我匆匆忙忙地回到了松山的家一看，母亲已经化为了白骨。我站在遗骨前放声大哭。黑川也面向着自己家大哭了起来。她的母亲被压在了缝纫机下面也已化为了白骨。从横滨疏散来到了长崎，当时住在三山町的、我的姨母和她的孩子们，一家三口死在了我家的屋门前。这些就仿佛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实在是太令人伤心。我不顾一切地嚎啕大哭了一场。
　　父亲因为在前一天去了大波止的青木木材店办事，所以躲过一劫。
　　我家做饭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铁锅澡盆，本来是存满了水的，澡盆是用水泥和砖头固定住了的，但是却被掀翻了开来，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坑在那里。看到这个场景我就想“这里是爆炸中心了！”。我家是木材店，又因为是分发救济品的场所，还堆积了很多木材，所以从核爆那一天起燃烧了好几天。
　　浦上天主堂也被摧毁了。我很受打击。周围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家也被烧毁，母亲也化作了白骨……。周围都是重叠着的被烧焦了的尸体，正在依次进行着火化。
　　那之后我生活在位于三山町的外公家。后来父亲也来到了三山町。
　　10号晚上，我有一位名叫玉川的男同事骑着自行车来找我。我说：“你来的真是不易，也佩服你能找到这里。”父亲对他说：“你今晚就住这里吧。”于是玉川也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的5点左右，他又骑着自行车沿着山道回去了。当时我对他说：“回去注意安全。”玉川回到家后很快就病倒死去了。

　　那之后我和父亲二人把母亲的骨灰放进了盒子里，从松山带到了三山。然后去了三山深处的墓地，挖了坑安葬了母亲。母亲生前很是严厉。她出生在三山，是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

终战后的经历

　　核爆后不到十天的时间，美国进驻军就登陆了，从冈町那里开进了几台卡车。当我和黑川从松山领了配给品装进袋子走在路上的时候，士兵们发出奇声恫吓着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杀死，因为恐惧就想马上逃开，本想把头扎进沟里藏起来，但是沟里面都是瓦片，根本就无法藏身。周围又没有其他人，我们无处可逃。那个恐怖的经历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终战后，我工作的幸町工厂办事处被关闭，但是设置了接待处，我穿着草鞋从三山町走到了那里。我问两位主管的男士说：“没有遣散费吗？”他们回答“没有”。也是在那时我听到了西村的死讯。我原本一直想着一定要去西村家感谢他的搭救之恩，当听到他死去的消息时，我由于受到的强烈打击几乎瘫坐在了那里。西村在核爆当天救出了好几个员工。
　　战后，我和父亲在位于三山的舅舅家住了两年。父亲不再经营木材店。当时食物紧缺，我们一直以土豆充饥。我也会去松山町领取配给的食物，一般可以领到白花豆、鲅鱼罐头等。领到后再走回到三山町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遭遇核爆两年后我们在松山町建成了新家。
战后经历的“核爆症”发病的苦难
　　战后，我结了婚住在小仓（福冈），曾经一段时期我瘦得如同纸片一样，得了肝病。就诊的医院说是“核爆症”。当时就连百货商场的楼梯我也无法一口气走上去。经常是在中间的小平台歇歇走走。听到我是核爆症时丈夫被吓得脸色苍白地说：“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有四个孩子呢，你要是死了的话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医生也说：“你的身体这么一个状况就不要再生孩子了。”
　　在小仓有人看到核爆受害者手册的时候会表现出不屑。房东太太也曾对我先生说：“赤波江先生你娶了一个身为核爆受害者的妻子可怎么是好呢？如果她死了的话你还有四个孩子要养活呢。”当时我心里想：“我才不会屈服呢！”我下决心“一定要把四个孩子抚育成人。”虽然当时我很瘦弱，但是很要强。

我想留给后世的东西

　　不应该发起战争。住在小仓的时候，每年到了8月9日遭遇核爆的那一天，我都不愿意回忆起往事，既不想听更不想看到相关的新闻。尽管现在是和平的，但当时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我当时避难的防空洞里，同办公室的荒木给了同在洞里避难的外国俘虏香烟，他对俘虏很是和蔼可亲。终战后，那个外国人来日本见他，呼唤着“荒木先生、荒木先生”，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荒木对他的善意。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和平相处是最好的事情。

　　再说个题外话，我父母两家都是世代相传的基督教徒。遭遇核爆已故的永井隆博士和我家也交往甚密。他也经常给我画些画和写些签名板。是非常和蔼的一个人。

（2019年（令和元年）9月30日收录于长崎市大山町赤波江政子家中）

自钱座国民学校上空附近观望到的三菱长崎造船厂幸町工厂方向
摄影：美军　收存：长崎原子弹资料馆